初次见到三姐妹是在2018年3月，天还有点冷，车子开了很长很陡的一段山路后，我来到了汪大哥家里，一栋未经粉刷的两层楼房，放着几件十分陈旧的家具，没有冰箱、没有彩电，唯一的家电洗衣机也已经坏了好几年了。走上二楼，房顶的石灰也早已脱落，露出一片斑驳的水泥板，房子不大，汪大哥和三个孩子挤在狭小的卧室里。
支书把三姐妹叫到我跟前，老大小莹，14岁，读初二；老二小林，12岁，读初一；老三小辉，10岁，读小学五年级。三姐妹有些胆怯，对我们的到来并不感到惊奇和兴奋。她们手牵着手，身体瘦小而羸弱，穿着不太合身的衣服，面无表情，像三朵霜冻过后的野菊花，在早春料峭的寒意中失去了神采，帮扶队员来了一拨又一拨，似乎并没有让她们看到更多的希望。
4月8日我收到了小莹寄来的第一封信。她说家里情况不太好，父亲因为采矿受伤成了残疾，行走困难；母亲是贵州人，在小妹两岁时就离家出走，家务只能由小莹承担，她的心理和身体的压力都很大，导致学习基础没有打好。她说她理想的目标是读高中、上大学，但更现实的目标是初中毕业后读一所中专，早点参加工作，减轻家庭负担。她说她最大的愿望是摆脱经济拮据、生活窘迫的困境，让三姐妹能够安安心心读书。看完信后，我心里很难受，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，本应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纪，但是生活却逼着她过早地成熟起来。
我一定要让这些花儿灿烂起来，我对自己说。
我给三姐妹写了一封信，告诉她们首先一定要自信，贫穷并不是你们的错，也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，没有金钱，但你们还有健康的身体和大家的关心；其次要认真学习，拥有了知识才能改变命运；最后告诫她们要多吃点东西，锻炼好身体，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，才能更好的学习和生活。
4月14日，我再次来到村里，让丽凯同志带着三姐妹去县城，给每个孩子都买了一身运动服，一双鞋子，以及一些女孩子的用品。回来后我和打扮一新的三姐妹一起照了一张照片。尽管她们仍然没有太多的笑容，但神情中还是流露出了一些喜悦和满足，像渐渐展开花瓣的迎春花。事后听丽凯说，这是三姐妹第一次去县城，尽管村里到县城的车程不到10公里。
后来我逐渐根据他们的家庭情况为他们添购了洗衣机，冰箱，平常购买了一些学习用品和牛奶给她们，并通过危房改造项目对她们的房子进行了维修，每次去我都要打开冰箱看一看有没有荤菜，如果没有的话下次去会买一点猪肉带去，我也留下了她们的班主任的电话，拜托老师们多关心她们。
不久，三姐妹与我的交流和信件来往也多了起来。9月9日，是我很开心的日子，这一天，我收到了三姐妹的来信，信里对我的称呼虽然是叔叔，但落款是您的女儿，我一下子多了三个女儿。小莹还在信中说，以前，我们只能看着别人家有的，自己想都不敢想；现在，我们想要的生活都可以有，我们有了从未有过的生活。她还在信中表示，一定会好好学习，不辜负我的期望。
转眼到了2019年，7月中旬，我接到小莹的一条短信，说她准备外出打工，并强调这是她自己的决定。她中考考得并不好，只有700多分，我原来建议她去读中专或技校，现在突生变化，我急忙回信息告诉她不要去打工，一定要继续学习。
第二天，我喊上一个有爱心的企业界朋友一起赶到小莹家里。汪大哥耷拉着头，默不作声，小莹也不说话。小莹的伯伯告诉我，尽管国家的政策好，有补助，但每个月几百块钱的生活费和杂费还是要的。三年下来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并且你们明年就要结束在这里的帮扶，家里还有两个妹妹也要读书，她又是老大，只能做点牺牲。我说你们当家做主的怎么能这么糊涂，她才十五岁，个子也这么瘦小，现在去打工会毁了她的，就算你们同意我也不能同意。我说我把我的朋友也请过来了，不管我以后在不在这里帮扶，我保证小莹在学校里的开支不花家里一分钱，两个妹妹如果能读书，也保证她们有书读。
在技师学院的关心下，小莹顺利入了学，报到那天，我让扶贫队长带着从未出过远门的小莹从村里多次转车后到达学校，我也鼓励她在学好知识的同时要多参加班级和学校里的活动，要和同学们打成一片。
10月份，我和朋友到技师学院看望小莹，小姑娘穿着校服，一脸兴奋地跑过来，大大方方的叫了声叔叔好。
那时候，我觉得小姑娘就像一朵正在悄然绽放的向日葵，灿烂、阳光。
（为保护未成年人，文中姐妹均用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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